师徒传承为中医学的发展，曾经起过关键的作用，寻寻觅觅几千年，师父找传人找得苦，徒弟求真经求得也很艰难。把这个过程挖掘出来，就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历史故事。学校学历教育被中医学采纳之后，曾经培育出许多中医人才。然而，由于西医学对于中医的影响日深，也由于当代科学没有能够揭示中医学的深厚内涵，中医学校教育的基础与临床脱节日渐严重，很多中医学生毕业之后改了行，留在中医队伍里的毕业生，也大多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了，中医学术传承面临失传困境。

　　学校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形式，但是中医的学历教育，突出自身特色不够，理论与临床脱节，培养的人才有严重的西医化倾向。很多毕业生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，或者大量改行，形成“广种薄收”的局面，教育资源浪费现象十分突出，使得中医师带徒的教育方式，在新时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

　　邓铁涛先生等一批名老中医，对于这样的窘境十分忧虑，因此倡导师带徒。并且发出号召：“学我者，必须像我，超过我。”并作出了“集体带，带集体”的具体部署。他邀请全国的十几位名老中医，到广东省中医院带徒弟，徒弟们也走出去，到师父那里不定期学习、跟师临证。这样一来，很快就见到了成效。

　　2000年开始的“集体带，带集体”活动，在2003年战SARS新瘟疫的斗争之中发挥了作用。徒弟们在前线与瘟神搏斗，师父们在后方提供智力支援，在反复的较量之中，广东中医界取得了初步胜利，并为全国中医介入治疗，进入主战场提供了经验。广东省要建中医药强省，国家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，都与师带徒促进中医学术传承，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　　朱良春先生在“第三届著名中医药学家学术传承高层论坛”会议上，代表名老中医讲话的时候深切地指出：“在现代情况下，虽然已经有了学校教育，似乎科班出身之后，马上就是人才了，这在其他行业是一般规律，但是在中医领域却有不同。因为在学校里学的理论，必须到临床上去验证，必须学习中医的四诊技术，必须去实践积累经验，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人才。”

　　他说，中医在运用四诊的时候，必须把过去的知识，与当下的病症结合起来;与患者即时、随机地进行交流;四诊一定不是简单地一照、一查，就可以取代的“高级技术”。中医四诊是一种医生与病人互动、交流，“以人为本的技术”。因此，它也是“难学而易用”的高级技术。所以，年轻的中医们必须塌下心来，反复揣摩、体验，日久天长才能成熟起来，得心应手。

　　所以说，师徒传承的重要性，在今天尤为突出。它是弥补学校教育不足的一剂良药。因此，凡是有志于中医事业的青年中医，都应该利用不同的途径，寻找自己的良师，通过跟师学习，通过与师父的密切交流，言传身教，掌握中医学的精髓，而不至于走了样，成了变味的中医。

　　俗语说：“真传一句话，假传万卷书。”尽管有些夸张，但是师父在临证的时候，往往浮想联翩，能够“激活”思想深处的火花，即兴发挥出来很多难以言表的创意，是一个人“活思想”很容易外露的时候。如果事后再去编书、写文章，可能已经时过境迁、兴趣索然了。师徒传承的鲜活、实用性，是书本上“明知识”所难以比拟的。能够被准确表达，记载于书本上的“明知识”只是一小部分，人类更多的知识，是那些只可意会而难于言传的“意会知识”。

　　朱良春国医大师曾讲过“中医60岁成材”，言外之意，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，不像西医，有些指标是可以量化的，但是中医不能，更多的是靠学生的心领神会，采取师带徒的教育形式，或可通过这种形式缩短中医高级人才的成长周期。

　　我建议：凡是有执业资格的中医师均可以带徒，而不是仅限于目前的副主任医师职称及以上的中医师才可以带徒，首先就照顾到基层那批有临床实践技能的基层医生，不要将他们拒之门外。另外，目前业界所指的中医师带徒应该与传统意义上的师带徒有所区别。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医师带徒形式中，师傅对徒弟的教育往往从入门开始，徒弟行医风格有着明显的师傅遗传的痕迹，而且，往往有很深的门户之见，这是传统中医师带徒的弊端之所在。而今天的中医师带徒，应该是更高境界的临床带教，培养的不再是等待跨入中医大门的顽童，而是中医里的精英教育，所以说，若使国粹发扬光大，中医的师带徒有很强的现实意义，势在必行。

* 温馨提示：本院案例真实有效，只供业内专业人士研究使用，不作为用药指导和对患者的承诺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