依法治国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，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一项宪法原则。然而，落实到医药领域，如何实行卫生法治?不论是至今推行的，还是为未来设计的，都是一套以行政监管为主要特征的医药卫生管理体制。例如，对医疗卫生服务行为和质量的监管，新医改方案主要还是依靠行政监管。

　　这种缺乏卫生法治观的管理体制，必然导致：(1)以患者为中心、基本人权和卫生公共资源合理分配的思想少，部门和行业利益的考虑多;(2)对医疗卫生保健社会关系，经济、伦理、契约和行业自治的调节方法少，行政监管的措施多;(3)对社会公平的考量少，对行政效比例的追逐多;(4)医诊疗理念律少，行政法规规章多;(5)轻医药卫生立法、执法的实质正义，而重其形式，法律工具主义盛行(除《侵权责任法》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和《社会保险法》第三章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外，我国专门的医诊疗理念仅见于《执业医师法》和《献血法》等少量法律，绝大部分为各种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体现出明显的行政监管特色)。这些因素，正是医闹暴力事件愈演愈烈的体制机制原因。

　　可以注意到，新医改方案只提“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法律制度”，“提高全社会法制观念”，只字未提实行卫生法治。方案指出：“推进依法行政。严格执法，规范执法，切实提高各级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发展和管理医药卫生事业的能力。”显然，在新医改方案中，法律只是发展和管理医药卫生事业的一种手段。

　　这种片面观点与新医改方案所确立的医改目标，即“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”、“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，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，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，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形成多元办医格局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”，明显不相适应。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，也只是卫生法制而非卫生法治。

　　笔者呼吁：在新医改—这一惠及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浩大千秋工程中，为了贯彻社会主义法治这一宪法原则，建议把实行卫生法治写进后续的重要医改政策文件之中，并开展系列的专题研究，出台系列的措施。在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、医闹伤人事件愈演愈烈的环境下，为了医患双方的生命、财产和人格利益，克服只重技术不重人文的畸形发展，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，将平等观、公平观、人权观、透明度和问责制这些法治要素落实到医改和医患关系中，和谐才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。

* 温馨提示：本院案例真实有效，只供业内专业人士研究使用，不作为用药指导和对患者的承诺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