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地域辽阔,东南西北各地地质、地貌环境等各有差异。由于地理条件:及各地人们生活习惯的不同,不同地区的人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特点也就有一定的区别,并且还会出现某些地方病。如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指出:“……医之治病,一病而治各不同,皆愈,……地势使然也。故东方之域,天地之所始生也。鱼盐之地,海滨傍水,其民食鱼而嗜咸,皆安其处,美其食。鱼者使人热中,盐者胜血。故其民皆黑色疏理,其病皆为痈疡,其治宜砭石。故砭石者,亦从东方来。西方者,金玉之域,沙石之处,天地之所收引也。其民陵居而多风,水土刚强,其民不衣而褐荐,其民华食而脂肥;故邪不能伤其形体,其病生于内,其治宜互不毒药。故毒药者,亦从西方来。北方者,天地所闭藏之域也。其地高陵居,风寒冰冽,其民乐野处而乳食,藏寒生满病,其治宜灸炳。故灸炳者,亦从北方来。南方者,天地所长养,阳之所盛处也。其地下,水土弱,雾露之所聚也。其民嗜酸而食跗,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,其病挛痹,其治宜微针。故九针亦从南方来。中央者,其地平以湿,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。其民食杂而不劳,故其病多痿厥寒热,其治宜导引按蹻,故导引按蹻者,亦从中央出也。故圣人杂合以治,各得其所宜。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,得病之情,知治之大体也。”充分说明了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,气候条件、居民生活习惯也就不同,因而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反映也必然随之而异,治病时,必须全面考虑这些因素,采用不同的治疗,方能称得上“得病之情,知治之大体”。临床上,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,即为“因地制宜”。可以说,肿瘤“因地”的不同而高发的现象尤为突出。
食道癌 1959-1960年华北4省1市曾在1700万人口中进行过食管癌流行病学检查。 1972年,在河南林县食管癌现场工作的基础上,在沿太行山地区181个县市5 000万人口范围内进行了食管癌调查与普查,发现食管癌的粗死亡人数为53.96/10万。死亡人数较高的地区为太行山南段3省交界地带,由此向四周逐渐减低,大体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同心圆分布。在高发区,食管上皮增生的病人也较多。在林县通过死亡回顾调查发现30年来(1941-1970年)食管癌死亡人数始终保持较高水平,平均年死亡人数为130.3/10万,无明显上升或降低趋势。同时,在林县还发现家鸡亦有咽、食管癌。通过3万多只鸡的普查,患病人数为175.8/10万,而食管癌低发区某县的对照组的鸡则为17.55/10万。这些调查结果提示:食管癌的发生与地区及其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。?
肝癌 在江苏和广西的肝癌高发区进行肝癌的普查及防治研究,发现江苏某县1972年肝癌发病的可能达54.43/10万,占恶性肿瘤的首位;江苏1974年标准化发病的可能为49.17/10万。通过采用血清甲胎蛋白检测普查了近50万人,发现了许多阳性病例。广西某县1964-1972年肝癌平均死亡人数为44.31/10万。 ?
鼻咽癌 近来在广东省开展了多次调查,发现全省均有鼻咽癌发生,据1970-1972年由东至西沿海的3县1市43万人口的普查,鼻咽癌患者发病的可能为27.44/10万。据1972年部分地区69万人口的调查,鼻咽癌的死亡人数为9.6/10万~10.3/10万。?
肿瘤的这种“因地”的不同而高发的现象,对于“因地制宜”这种治则的运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。?
(1)注意地区、气候之不同 如我国西北高原地区,气候寒冷,干燥少雨,其民多依山陵而居,经常处在风寒之环境中,多食鲜美酥酪骨肉和牛羊乳汁,体质大多强壮,患病每易出现寒证、燥证、内热证。临床治疗时,应经常联系这些发病特点而采取相适应的方法治之。东南地区,临海傍水,平原沼泽较多,地势低洼,气候温热多雨,湿热薰蒸,故东南方患病者,每易出现外感温热、暑热、湿热之证,治病时亦应考虑这些发病特点而兼治之。另一方面,在同一季节,即使所患病证完全相同,然由于地理条件不同,用药亦有较大的区别。如西北地区大寒之证,多用附子、肉桂,用量且大;东南地区大寒之证,多选用巴戟天、淫羊藿,用量多较大。反之,西北地区对于苦寒攻下之品的运用,较之东南地区,亦有较大的差异。?
(2)重视环境与机体的动态平衡 中医学对环境与机体动态平衡的认识是有一定的客观基础的。如外环境的地质、地貌、气候、水文、土壤、植物等因素的变化都可作为外因而影响机体,尤其是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,许多人为的因素进入地理环境,改变了原始地壳表面的组成,许多对人类有害的元素,如汞、镉、铝、砷、磷、氟、硒等严重地污染了土壤、河流、湖泊、海洋、地下水和大气,以致出现了某些特定地区性疾病,如前述河南林县的食管癌、江苏、广西的肝癌、广东的鼻咽癌等高发,多与这些因素有很大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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