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剂的记载在现存的古医籍中，很早见于《黄帝内经》，但它仅载13方，远不能满足临床治疗的需要。到了汉代，由于药物的不断丰富与发展，特别是复方的广泛应用，使方剂学在配伍理论、临床实践方面，均有较大的进展。近几年出土的汉代医药木简，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靠的文物根据。从1972年12月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一批东汉早期的医药简牍来看，内有医方30多个，而且几乎全是复方，用药约100种，可见当时的方药已有相当水平。由此可见，《伤寒论》中所载的方药，并不是张仲景所独创，但张仲景对于继承并发扬汉代以前的医药学遗产，将理、法、方、药一脉贯通，开创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?
    《伤寒论》收载方剂只有一百一十三方，内缺禹余粮方，应用药物只有八十四种。在八十四种药物中，有二十五种用到五方以上，其中甘草、桂枝、大枣、生姜、芍药等都用到三十方以上。也就是说，《伤寒论》的汤药方中，多半是由二十多种药物相互配合增减而成。因其组织配伍都有一定的法度，应用上易于掌握。同时，明确了二十多种药物相互配合增减法则后，更容易领会中医“执简驭繁” 、“辨证论治”和“随证施药”的原理。
    《伤寒论》上溯岐黄，下逮百世，有方书之祖称，其主要成就有下述几点：一是体现了治疗八法，在临床的具体应用上，奠定了方以法立，法以方显的理论。二是组方精简，配伍严密，经亿万人次 实践而治疗结果显著。三是方证结合紧密，确能解决“证”的要求，成为有证必有方的治疗体系。四是组方不拘一格，随证处施，不偏于一家之见 ，可为后世法。?
此外，本论关于汤药煎法与服用法的规定，也有它独到之处，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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