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肿瘤治疗方面的探讨
人们认为肿瘤的形成与气滞、痰湿、瘀血、毒邪有关,是“积聚之病”,所以使用一攻法、二消法、三补法、四散法治疗肿瘤。《本草纲目》介绍了治疗“瘿瘤”的药物有130种;治疗噎膈的药物分为利气化痰和开结消积二类;治疗反胃的药物分为温中开结、和胃润燥两类;治疗积聚按血聚、气聚、食滞、痰积的不同病因,采用活血、行气、消食、祛痰几类药物。
在肿瘤的治疗上,除采用内服药物治疗外,还用外敷药、手术切除、烧灼术等方法治疗。如用商陆捣盐外敷以治疗石疽,用大蟾蜍敷贴治疗恶核。陈实功用烧灼止血法治疗唇癌:“割治后,急用金银烙铁,在艾火内烧红,烫之。”申斗垣则是“用利刀割去之,外以太乙膏贴敷。” 对于外突明显,而根部细小的肿瘤,除采用割除方法外,或采用药线结扎法,这种方法被称之为缚瘤法。
四、观察肿瘤的变化,判断预后
通过观察病人的症状、体征,推断病情的发展规律和判断预后,中医学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,许多方法在临床实践中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。如《外科启玄》指出:肿硬如石,穿膜黑腐和窜肿多处是肿疡的危证,病人预后不良。若病人出现神昏愦,目睛正视难,喘生鼻煽动,咽喉若燎烟,身浮肿而滑泻,疮疡形陷又坚,疮色紫黑,流脓血水或脓清臭秽是肿瘤的恶证。恶证是指恶性、恶病质以及预后不良。
五、主要医学人物、著作和贡献
楼英在《医学纲目》中,对肿瘤的治疗提出了比较合理的治疗原则与规律,对肿瘤的治疗要“先分别气血、表里、上下、脏腑之分野,以知受病之所在;次察病虚实、寒热之邪以治之。”
汪机著《外科理例》中有专门讨论肿瘤类疾病的《辨瘤》、《论恶肉》、《乳癌》等篇,在治疗上主张“调理气血,先固根本,不轻用寒凉攻下之剂。”
王肯堂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,收集历代名医方论著成《证治准绳》一书,书中有《瘿瘤疣痣》、《恶疮》、《肿疡》、《乳癌》、《积聚》、《噎膈》、《反胃》、《关格》等篇,对腹部的肿块的鉴别是“胀在腹,痞在中,胀有形,痞无形”等。对“瘿瘤”的治疗提出“按之推移得多者,可用取法去之,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”。表明了对于良性、恶性肿瘤的治疗有不同方法。在这本著作中,他还记载了一位男性患者因屡赴“馆试”未获选而郁郁不乐,其后左乳房出现肿块,常有少量液体溢出,而后肿块增大,溃烂,变成岩穴之状。这一记载与现代医学中女性常见的乳腺癌相一致。
薛己在《外科枢要》中对“筋瘤”、“血瘤”、“肉瘤”、“气瘤”和“骨瘤”的外在表现作了描述,并进一步解释了疮疡痈疽的七恶五善。张景岳在《景岳全书》中提出:“瘤……即大,最畏其破,非成脓者,必不可开,开则牵连诸经,漏竭血气,最难收拾,无一可治”。他在其著作中还提出:“反胃者,食犹能入,入而反出……以阳虚不能化也,可温可补,其治犹易……益火之源,以助化功。噎膈者,隔塞不通,食不得下……治有两难。”明确地将噎膈与反胃在症状、病机和治则、治法上区别开来。到了清代的张璐则依据噎膈的症状,按寒热虚实辨证,用药上除了辨证用药外,药物主要多用果汁、蔬菜汁、药汁等,并将药物制成膏剂。这种方法一是符合了噎膈以阴虚内热为多见,需要多用果汁、蔬菜汁、药汁等多汁的食物或药物滋润,以“补阴助阳”,并且在噎膈造成“食不得下”时,果汁、蔬菜汁、药汁等可以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能量,并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。
陈实功在《外科正宗》中最早提到“粉瘤”、“发瘤”与“失荣”。他描述“失荣”为:“初起微肿,皮色不变,日久渐大,坚硬如石,推之不移,半载一年,方生阴痛,气血渐衰,形容瘦削,破烂紫斑,渗流血水,或肿泛如莲,秽气熏蒸,昼夜不歇,平生疙瘩,愈久愈大,愈溃愈坚,犯此俱为不治。”这是对恶性肿瘤中晚期,出现恶病质比较详细的记载。他认为“内之证或不及于外,外之证则必根于内”,所以强调治疗肿瘤不能仅仅治疗表面的病灶,要内外治疗并重,外科的治疗应以调理脾胃为要。他用自己所创的“和荣散坚丸”,“阿魏化坚膏”治疗。值得指出的是,他已认识到这种病虽然不能治愈,但是这些药是“缓命药也”。因此他对那些恶性肿瘤晚期的患者,并没有完全放弃治疗,而是积极地用药“缓命”。他在书中还对乳腺癌的症状特点与预后,作了详细的描述,并有乳腺癌的插图。
祁坤在《外科大成》中详细介绍了“瘿瘤”的辨证论治的方法,并且提出“失荣”、“舌疳”、“乳岩”、“肾岩翻花”为疡科中的“四绝证”。认识到恶性肿瘤的不良预后,所以十分重视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。高秉钧则对这“四绝证”所表现的症状作了进一步的描述,并将“四绝证”及与其相似的病证的症状进行了鉴别,在预后方面提出了“四绝证”不可治,而与“四绝证”相似的其他证为可治。但对于“四绝证”也决非不治疗,提出了“若犯之者,宜戒七情,适心志,更以养气血,解郁结之药,常常服之,庶可绵延岁月,否则促之命期已”。对“乳岩”若出现“溃烂,深如岩者……此时五脏俱衰……凡犯此者,百人百死……不必勉治”,“肾岩翻花……若至已成后,百无一生,必非药力之所能为矣。”对“舌疳……此证治虽多,百无一生,纵施药饵,不过苟延岁月而已。”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“四绝证”提倡早治疗,迟则杯水车薪,难以为济。
申斗垣的《外科启玄》不但有专门讨论肿瘤的专篇,还有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肿瘤的症状与体征,内服、外敷、针刺、灸烙、熏、刀割等治疗方法。
王洪绪在《外科证治全生集》不但有论述肿瘤的专篇,还特别强调肿瘤的治疗“以消为贵,以托为畏”。吴谦的《外科心法》介绍了《茧唇》、《锐疽》、《上石疽》、《失荣》、《中石疽》、《黑疔》、《舌疳》、《喉瘤》、《乳癌》、《脏毒》、《下石疽》等病的理法方药及图解。这些病与现代医学所介绍的唇癌、恶性淋巴瘤、颈部恶性肿瘤、鼻咽癌的晚期,腹股沟淋巴瘤的转移、外耳道的黑色素瘤、舌癌、乳癌、直肠癌、膝部骨关节肿瘤的症状和体征相同。
清代何梦瑶《医碥》说:“好热饮人,多患膈证”。此处的“膈证”为噎嗝与现代医学的“食管癌”相似,说明当时已认识到长期饮酒或食用温度高的食物可引起“食管癌”。王清任在《医林改错》中提出腹腔内的肿瘤与血瘀有关,为现代肿瘤治疗中提倡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。
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详细记载了食管癌与贲门癌的病因病机及理法方药,强调在治疗中要补中逐瘀,是肿瘤治疗中“扶正培本”的具体应用。
许多肿瘤的临床表现是在局部出现,但却是全身性病变的一种表现。在整体观念指导下,既重视体表疾患的局部表现,又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变化;既重视手术,病灶的消除,又重视机体抗病能力的增强。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在对肿瘤的认识与治疗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。明清以来,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,实践的深入,对癌证的认识也日趋深入,对肿瘤的病因、病机、辨证治疗均有更多的论述,分类更细,名称更复杂,但也出现了同一肿瘤有多种名称,而同一名称也可能包括了恶性肿瘤、良性肿瘤或非肿瘤性疾病。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,中医肿瘤学不可能象现代肿瘤学那样对肿瘤学进行详细的分类,但是早在数百年,甚至上溯到一二十个世纪以前,中医学中就有如此丰富而详细的记载是难能可贵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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